寫在訪問「陌生人」之後

拿攝影機的人伸出他細嫰的雙手，我便看到，不知名昆蟲咬出的紅斑佈滿了陌生者的皮膚。

「再過一段日子，皮膚適應了那裡的空氣，它們便不會再出現。」

走進村裡時，拿攝影機的人向我一一指出因停用而不再傳出臭氣的化糞池、被石灰枯萎了的泥土，熟稔地與路過的村民談及一幅未漆好的牆，但那些斑點正在形成的痕癢感卻不斷提醒我，我們都是那個地方的陌生者。

我其實對被訪者也一無所知。除了在面書上看過他的幾張照片，知道他是一個社運份子以外，我甚至在訪問以後幾天才收到手機短訊，告訴我：他的名字是俊彥。

我們經過好幾間已經沒有人居住的破屋，被收回的田地上長出了一大片齊腰的野草，好不容易找到一個可以坐下來的地方，卻在蚊蟲亂飛的樹下。俊彥一面撥開在身上縈繞的蚊子，一面告訴我，關於泥土與蔬菜的事，但我只是感覺到作為一個農夫的體會並未有比他異常冷靜和語調堅定的說話，他分析城市與村落之間的剝削關係時，對用語準確的要求，更讓能我明白，耕種的生活對於一個投身社會運動的青年，意味著什麼。

辭去辦公室裡的工作，到馬寶寶農場學習與一塊田共處不過數月的俊彥，肯定也意識到自己是土地的陌生者吧？我看到一些更早時拍下的影像，才發現他拿起鋤頭的姿態曾經那麼生硬，而訪問當天，談到一個農夫的時刻表時，他臉上其實仍然有無法適應的倦容。

社會運動和耕種之間，究竟存在著怎樣的連繫？我想，這在俊彥嘗試過這種生活前，也只能朦朧地想像。對於參與了近年來多場社會抗爭的他，是為了成為一個更好的社會運動者，才來到田野裡進行修煉的吧？離開恆常的習慣，就是為了離開某一個自己，從而尋求一個從未達到的境地。

而像我這樣，始終沉默地徘徊在各種行動的外緣，一個更為陌生的陌生者，又能夠如何看待，自己與這一切的關係？參與訪問，是否就是要嘗試在兩根斷開的線上打一個結，使自己與貌似陌生的事情以某一種記念碑似的方式連繫起來──如果，我並不相信我能代任何人說出他要說的話，正如我不相信，在今天這個全球化的語境裡，任何陌生者與陌生者之間沒有一種容易被遺忘的連繫？

又或者，我只是感到，我必須時時提醒自己，作為教書機器外的，身體裡一些隨時可以枯死的部分？

俊彥說，其實是城市自身，需要像馬屎埔這樣的村落。他沒有解釋更多，而我以自己的方法理解這句話。訪問後不久，我和學生們一起讀到董啟章一篇重寫〈歸去來辭〉的小說；「如果你們不想走現在這條由公開考試所定義的路，你們有其他選擇嗎？比如說，耕田？」學生們笑了起來，而我其實沒有開玩笑的意思。陶潛說「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如果根本無從離開，就沒有所謂回去。歸去體現的並不止是某種淡泊的隱世態度，更是一種遠離後的回望，具有反省與洞察的澄明，也是選擇的自由。

當我們活在某種生活的牆裡，某些固定的作息節奏，某些熟悉人群的聲音，都會使我們把某個環境裡的邏輯，當成唯一合理的邏輯。作為教書機器能夠體會的最荒謬的事，或者便是一條支配著成績分佈的線，以及那些關於比率的算術遊戲，怎樣操控著即使是最具天賦與反省力的學生。不止一次，當學生向假借我手分派給他們的成績等級，表示感恩或不忿，我都無法給出任何反應。

確實，在一個嚴密的現代監獄裡，某些標準既是無比虛假，但又是無比真實的。也是因此，我們才更需要為自己尋求另外的生命尺度。在那些被視為城市發展的路障，自行組織起來的護村行動裡，我看到這個城市尚存的一些力量，某種對生命真誠的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