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觀者的悲傷

我們總是更容易對一些人表示同情，而不是另外一些。

於是，悲傷有時候並非一種普遍的同情共感，而不過是一種黏合劑，把「我們」的差異縫合，「他們」便更清晰地被建構出來。

Susan Sontag說：「然而，在旁觀他人的痛苦之時，絕不能不加思索地把『我們』這個主體視為理所當然。」因為，「我們」中間除了那些真正對弱者與不義表示同情的人以外，最少還包括了那些在平日裡傾向漠視而不想勞神的特權階級。

如是，如何面對媒體中不斷再現的殺戮？

「遙遠地，通過攝影這媒體，現代生活提供了無數機會讓人去旁觀及利用──他人的苦痛。」因此，面對影像時，無論它們如何激起了憎惡與憐憫，情緒的自制力仍是重要的，永遠不應該忘記的是「還有哪些照片，誰的暴行，哪些死者，不曾被傳媒披露？」Sontag說。

斷食者的蘋果

斷食者最後都被分派了一個蘋果，他們一同咬下去，我便聽到了玻璃的聲音。

關於藝術本質與蘋果的關係，夏宇也說過：

我們寫詩像吃蘋果，到最後會碰到一個核心，我指的是這個說法，沒有那麼後現代。我們通常傾向於把事情翻譯成一個幼稚的狀況，所以到底有沒有那個蘋果核的存在呢？是有的，而且我極願意去相信它，而且是一廂情願極其浪漫地去相信它。我其實是為了那個蘋果核寫詩的。

花語

那個時候我不過是一雙更徹底的眼睛。

我無法相信，舞者所能夠感受到的那種內部運動的力，那種筋肉的張揚與抽搐，能夠順利通過即使是最具想像力的燈光變換、跳躍弧度的竄改、被搗亂翻飛的悅人的色，得以傳達。穿著晚裝走進劇院坐在溫軟座椅上的那些人有時候自以為正在被取悅，然而，他們不過是儀式完成的最後一個部件。舞者不介意派發色彩與線條的糖果，因為一種內在的表演有時仍然需要一個幫助完成的句號，觀眾以眼睛的方式，奉獻那個句號。

另一種情形是，當觀眾能夠洞察自己不過是一雙眼睛時，他便意識到自身的匱乏，他意識到他身體的無力，這種覺悟使人希望改變觀眾的位置，衝上舞台，通過舞動的身體來重新獲得它。然而經典化的表演與建立了地位的莊嚴的劇院一樣，被升起的舞台有一條明顯的界線，提醒觀眾無法逾越的身份。觀眾被禁止遺忘他們的身份。離開劇院以後，舞的印記迅速模糊，只有界限與遺忘發揮了最大的作用，觀眾未能從極端疏離的狀態裡重新發現身體，他們看上去都心滿意足，但除了色彩與線條的糖果，他們什麼也沒有獲得。